数字藏品“破圈”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月16日，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系列数字藏品(第三期)开通线上申领。该系列数字藏品用100句祝福绘成100张“福”字帖，前两期一经上线就受到众多用户青睐。近年来，已有多家机构布局数字藏品赛道，助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探索银行与客户交互的新途径。
探索新形式
1月16日，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系列数字藏品(第三期)开通线上申领。该系列数字藏品活动，通过区块链技术，将“福”字制成数字藏品，每一份数字“福”字在银联区块链上形成唯一标识，可永久存证。该系列藏品用100句祝福，绘成100张“福”字帖，每款“福”字发行1万份数字藏品，每位用户每款“福”字限领1份。
该藏品分别于1月5日、1月11日、1月16日、1月21日进行四期发行。本期发行量为20款，共20万份。就前两期发行情况而言，该系列数字藏品相当火爆，在1月11日10时上线的30万份“福”字，截至1月12日下午已被全部领完。
此外，中国银联1月9日还推出“五兔迎春”数字藏品，分别以航天、海陆丝绸之路、农业、工业、体育为主题设计了五个不同的兔子形象。
近年来，金融机构纷纷布局数字藏品赛道，并以新奇的形式成功“破圈”。中国银行在第五届进博会期间，限时发行3款特色数字藏品，并结合3D互动带来立体化的数字珍藏体验。
除参与数字藏品发行外，部分银行还深耕数字藏品的保存、分享、使用等功能。例如，工行发布的手机银行8.0版本中，在首页添加“数字藏品馆”专栏，还将通过活动抽奖、任务触发、限时领取等多种形式不定期限量发行数字藏品，用户可领取、查看和使用工行发行的数字藏品，并将数字藏品用于头像，塑造独一无二的数字形象。
助力数字化转型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已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百信银行等十多家金融机构推出数字藏品。在分析人士看来，当前银行业正处于深度转型的进程之中，借助此类形式能够顺应市场关注热点，拓展品牌影响力，也能在打造多元金融生态方面作出创新。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数字藏品，在提升用户活跃度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数字金融业务的发展，丰富产品与服务种类。
例如，此次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数字藏品就需要用户下载云闪付App才可申领，参与部分活动还需要进行注册和绑定银行卡实名认证，这都有利于数字金融业务的推广。此外，在该活动中，还包含了信用卡分期免息、消费支付返现等福利。
中国银行也表示，对元宇宙产品的创新是中国银行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构建数字金融的全新探索，中国银行也将始终秉承“融通世界 造福社会”使命，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场景”转型发展。
“目前数字藏品被年轻人广泛关注，既新颖又有热度，并具备成本低且自带礼品的属性，是银行与客户交互的新途径和桥梁。”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称，另外，数字藏品属于数字科技范畴，从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来看，银行也会积极布局该赛道。
坚持与实体价值对应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银行业推出的数字藏品主要还是以营销宣传为主，未来可进一步加强数字藏品在多种金融场景中的运用。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示，可将数字藏品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融合，赋予传统业务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巩固客户、打造银行多元生态方面做出创新改进。
东北证券传媒行业首席分析师宋雨翔认为，未来数字藏品产业的核心可聚焦在平台端。“平台直达终端客户，具有用户运营优势，再通过转赠交易等玩法增加用户参与黏性，获取收益。”
此外，在数字藏品“去金融化”的基调上，银行要避免夸大宣传，并引导客户理性收藏。对合作的第三方平台进行资质审核，避免数字藏品出现金融化、证券化等乱象，避免在二次转卖中引发金融风险。
渤海银行副行长、首席风险管理官赵志宏曾撰文表示，数字藏品经营中，对风险乱象的有力防范、对监管合规的及时落实是至为重要的。数字藏品应该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社会福祉为最终价值的落脚点。商业银行坚持数字藏品与“实体价值”的对应性，坚决避免数字藏品被“过度创新”，成为炒作工具。
中新社70年丨范长江之子范东升的“梦之旅”******
不经意间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顾平生，有两件事特别感到庆幸：
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中新社麾下一名新闻记者，因而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
重回塞外故地恍如隔世
在中新社做记者期间，有一次采访活动特别令人难忘：1997年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土默特左旗、武川县等地采访。
我本人有很深的“内蒙古情结”。
1936年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写下《塞上行》一书。
30多年过后，1968年我与成千上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度过8个春秋。我以中新社记者的身份再访内蒙古，差不多又一个30年过去了，重回塞外故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范东升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之路留影那一年我17岁，被分配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帐房大队落户。塔布赛村正是自治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乌兰夫的家乡。
在1971年底我离开农村，又到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厂当了5年学徒工。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也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第一次备尝贫困疾苦的味道。
这里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农民的住宅都是用土坯搭盖的，整个村落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这里在严寒的冬天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但很多人家连玻璃都买不起，只是在窗框上糊一层窗纸或旧报纸。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也同样寒气透骨，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取暖设备”，一般就是一家老小围坐在由做饭余温烘热的炕头上捱过寒冬。
村里刚刚通上电，但是许多老乡为了省电钱，吃了晚饭就上炕睡觉。挑灯夜读要算是知青们特别“奢侈”的一种“夜生活”了。
由于时常断电，于是买几两煤油倒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打一个洞，穿上一根棉线做灯芯就是“煤油灯”。
“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此次专程回到土左旗采访，发现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带领记者团一行驱车沿刚刚建成通车的察素齐—塔布赛县道“回娘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回想当年村里的知青去一趟旗里，沿60里的土路常常步行要走一整天。
▲范东升带领记者团队采访帐房村里一幢幢“四角落地”(即墙的四角砌有砖柱)式或全砖木结构的住房取代了昔日的土坯房。
老乡们谈起现在的生活变化，不住地说：“好了，都好了！比你们在时强多了！”帐房的乡亲从过去以粗粮为主改为吃白面、大米为主，莜面反成了稀罕物，爱吃莜面的，还要到出产莜面的武川县买回来。
老乡家里，收录机、电视机已不新鲜，富裕人家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已经由一个“大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百业兴盛、市容井然的塞外新城。
我们采访土左旗云中义旗长时，他如数家珍地用一连串惊人的统计数字来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土左旗的飞跃发展。
土左旗已陆续兴建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哈素海旅游开发区和白庙开发区。其中哈素海约有30平方公里，风光秀丽，已开发成为一处新的旅游避暑胜地。
我不由得清晰记起自己在梦境中吟出的两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帐房，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刚刚离开麦菽飘香的土默川平原，我于8月上旬又应台湾海基会的邀请，参加中国记协的大陆期刊代表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在10天环台岛访问期间，随团沿高速公路从台北市出发一路南行，过台中市，观日月潭，登阿里山，访高雄港，再自西向东飞越中部山脉，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市采访之后，意犹未尽地返回台北。
此次仲夏的两地采访活动，对我来说可称为梦幻般的旅程，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状况的比较，令人感慨万端。
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我写下长篇纪行《梦之旅》连载于《华声》杂志。
台湾地区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20多年前我在文中做出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年我父亲笔下的那个内忧外患、饿殍遍野的旧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
▲范东升参加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亲眼观察在改革开放中祖国人民拼搏奋进的历史进程，亲手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业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作者：范东升(中国新闻社原编委会成员)
原文刊登于中新社《离退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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